德記草堂

三、不需要特別的做什麼啊，你只要好好的活著就好了。

 

「你有沒有想過，你為什麼會在這裡？」
小秋曾經這麼問過我。
「想過。」我說。

一、我知道那種味道，那是某種死亡的味道。

指尖似乎有一點點像是刺痛的感覺。就好像是被一隻全世界最瘦弱的螞蟻咬了一口似的。如果不是我的世界已經安靜到如此安靜的地步了的話，絕對是根本無法察覺的。
「不，錯覺。這是錯覺。」我立刻這樣覺得。
畢竟我已經是一具被打爆、打癱，打到死在台上等著腐爛發臭的屍體罷了。

三、小秋；一隻塑膠製成的巨大鞦形蟲。

夏，到現在妳還相信著我真的會完成我的夢想嗎？一定？即便那些夢想早就已經支離破碎到難以辨認的地步了。又或者像是落在我攤開的掌心裡的那些雨水，抓也抓不住的流成了雨河，讓我早已經奄奄一息的準屍身在裡頭載浮載沉。
隨便將我漂去哪裡吧，一切都無所謂了。
或者就這麼的沉下去，直到他媽的地獄的最深處。

一、所以，我就要死了是嗎？

所以，我就要死了是嗎？
那些剛剛被擊倒的瞬間所產生的劇烈疼痛感，完全都消失了。此刻我正躺在擂臺上，一動也不動的，安靜的躺著。就只剩下些許細微的呼吸而已。間距漫長而緩慢沈悶的心跳聲，簡直就像是從非常遙遠的地方傳來的微弱鼓聲一樣。隨時都會有被風吹散的可能，或者是被陽光蒸發而殆盡。
所以，我就要死了。

我將揹在背上的母親慢慢的放下，讓她在商務艙寬敞的座椅坐下來。因為中風住院治療的母親，在經過六個月的復健治療之後，決定返回小島的老家。母親望著窗外的風景，像個小孩子似的開心的笑著說：「終於要回家了啊。」「是啊。」我說。然後順著母親的目光，望向窗外這個我生活了將近二十五年的城市。
「終於要回家了啊。」我想。

那是去年的九月三號的事。距離住在醫院生活的日子已經整整經過了整整六個月。
六個月前，我帶著病中的母親從高雄長庚轉診至林口長庚，再轉到位在山區的桃園長庚。這六個月的時光，是我這輩子最痛苦的時光。我深深的感受到度日如年的那種無力、脆弱和焦慮。但無論如何，那也是我對於「人生」這件事情，領悟到最多事理的時光。

「即使，已經落魄到無法存活的地步，也絕對不要將靈魂出賣給魔鬼。」萌這麼說過。
我記得那是我們一起看電影《十字路口〔Crossroads〕》散場的時候，萌將手挽住我插在夾克口袋裡的手臂，眼睛看著遠方，一臉嚴肅的邊走邊這麼說道。那喃喃自語的說法感覺好像是要說給我聽的，可是卻又好像是在說給她自己聽似的。
那晚我們走出電影院的時候，天色已經很晚。下著霧雨的台北街道雖然冷清，但是到處洋溢著聖誕節就要到來的喜樂氣氛。百貨公司的精品櫥窗裡，擺滿了聖誕紅和聖誕樹、聖誕燈之類的布置。花俏的彩色燈泡，一閃一閃的閃個不停。氣溫很低，一說話就會有煙霧下雪似的從嘴裡吐出來。
那是一九八六年的十二月初。萌才剛滿十八歲，而我再過四個月就要十九歲了。
萌經過了一年的補習考上了台灣大學的文學系，成了阿植和春禾的同學。而我則在西門町的唱片行打工，一邊聽著各式各樣的搖滾音樂一邊等著服兵役。從世界的另一端紐澤西來的Bon Jovi樂隊，則以著一首〈You Give Love A Bad Name〉的通俗搖滾佔領了唱片行和全世界。

每次看到臭頭家後面用石塊砌成的牆壁上寫著的「殺朱拔毛」四個大字，總會感到無比的錯亂與感傷。牆壁上那幾個油漆已然掉落而顯得朦朧斑駁的文字，無聲的刻畫著那個國共戰火餘溫殘留的年代，小島上以著制式的口號標語為唯一生存準則的人們，逐漸淡去的深沈悲哀。
原本另外一面牆壁也有幾個字，可是後來在砲戰的時候，被對岸共軍的火砲所擊垮，成了頹傾殘破的廢墟。現在只能靠著看到最後面那個剩不到一半的『戈』字，回想起來另外一面牆壁上寫的是「反共抗俄」。

我小時候常常站在晒穀場上人們用來壓高樑穗的石輪上，靠在這邊的牆壁，一面瞇著眼望著那時候在夕陽橘紅色的餘光中還清晰威武的偉大標語，一面默默的等著臭頭從家裡溜出來一起玩耍。男生嘛，總是喜歡當英雄，那時候我們最愛玩的遊戲之一，就是「不許動」。尤其是臭頭，他對這個遊戲非常的著迷。那程度簡直就像是玩「不許動」是他來到這個世界的唯一使命似的。走火入魔似的玩法，也讓我們開始感到害怕。後來，只要是臭頭提議說要玩「不許動」，我們其他的幾個，就很有默契的想盡各種藉口解散回家。
臭頭高中畢業以後，令人意外的考上了警察大學。從此再也不愁沒有人陪他玩「不許動」了。

我就讀的高中，是由國內一家知名企業所設立的工商職業學校夜間部，建教合作班。也就是說，從入學的時候算起，我們就是這家企業的員工，也同時是附屬學校的學生了。所以我白天在廠區內靠右後角落的壓縮機廠工作，晚上則是在廠區內的教室裡，或是搭校車回去位於中山北路四段有著工學院校區的校本部上課。

校本部是我最喜歡的地方之一。原因有許多。除了有在當時對我來說，難得一見的女學生和好吃的學生餐廳菜色以外，最主要的是因為這裡是個西洋氣味非常嚴重的地方。不管是校內或是校外的氛圍都是。而且中山北路本身，就是一條＿＿兩旁人行道上有著許多木棉樹、舶來精品店所環繞著的＿＿洋味十足的筆直道路。
學校的正對面是農安街。兩旁的巷子裡頭錯落著幾家非常精緻的日本料理店，以及形形色色的酒吧和俱樂部。我常常在蹺課遊蕩的時候，看見一些身材火辣、面容姣好，穿著改良式旗袍或是類似日本藝妓服裝的女人在巷子裡出沒。
幾家聘請樂隊做西洋歌曲現場演唱的俱樂部，週末的生意總是非常的好。吧裡的客人很大部分是老外。更多的是依偎在老外身旁以及等著依偎在老外身旁的本地女孩。還有一些本地的上班族和為數不多的大學生。以及少得可憐的像我一般的高中生。

最後一次見到活著的阿水的時候，是在醫院瀰漫著死亡氣味的加護病房裡。我二十六歲，第一張唱片發行後的第二年。
阿水全身插滿了各式各樣的管子，像個死屍似的躺在頭部搖高的病床上。病床旁邊圍著她紅腫著雙眼，不斷哭泣的母親和妻子。當我走到他床前站立的時候，他並沒有張開眼睛看我。一直等到他的妻子彎下了身子在他耳邊說了些話，他才像是用盡全身力氣似的張開眼睛看了我一眼，嘴角給我一個很勉強的微笑，然後旋即像是力氣放盡似的，頹然的將眼睛閉上。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只是握著雙拳，全身發抖的站在病床前，楞楞的看著臉色已經蒼白得像是白紙似的阿水。心裡真是痛得不得了。
「躺在那裡的，真的是和我從小一起長大的人嗎？」我不停的在心裡，這麼問著自己。

去年十二月，對我來說，真是一個悲傷的月份。短短一個月之中，我失去了三個朋友。他們一個個就像是約好了似的，輪流著從這個世界消失。

第一個是我小時候的玩伴，他得了肝癌。
他是個沒啥知識水平的建築工人，每天拼命的建築別人的房子來養家活口。而一直到死，並沒有為自己建築一個稱做家的房子。臨終之時，他一邊吐血，一邊勉強的擠出遺言。
他說：「請將我的骨灰灑向大海吧！我渴望得到自由。我這一輩子最欠缺的，就是自由啊。」然而，他最後並沒有得到自由。

聽起來感覺冷漠機械、毫無生氣的航站廣播聲響起，我背起行李隨著人群緩慢的走向停機坪。十一月冷冷薄薄的霧雨，將整座尚義機場瀰漫得一片灰濛濛的。眼前所有的人和景物，也跟著變成了黯淡的灰色。駕駛著推高機堆放行李的工作人員、飛機艙口收取票根的地勤人員、提著行李默默前進的旅客，一切的一切，簡直就像是黑白電影裡陰鬱寂靜的景物似的。

登上飛機，我放好行李，然後在靠窗的座位坐了下來，綁好安全帶。天花板上的擴音器正在播放不知名的交響樂團所演奏的音樂，是改編搖滾樂團「槍與玫瑰」的經典名曲—〈November Rain〉。那是我在舞台上演唱過千萬次的搖滾歌曲啊。我不由自主的在心裡默默的跟著哼唱起來：
So if you want to love me  （如果妳還想愛我）
Then darling don't refrain  （心愛的請別壓抑）
Or I'll just end up walking  （我將不會再遠離）

車門關了起來。

一切的一切，就這麼的結束了。

「這十年來，」喵子說。「你活在那些被人們的同情心所構築的圍牆裡當一人王國的國王。你不斷的為自己的困境和無能找尋自我安慰的理由。下雨了。

我三十五歲。是一個出道十年的搖滾歌手。雖然沒有什麼名氣，但倒也沒有到餓死的程度。